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晚清时期的丁戊奇荒,算得上是清朝乃至历史上最罕见的超级灾荒之一,以往的朝代若发生这般的灾荒,通常就会引起大乱,不过丁戊奇荒期间,清朝却相对比较安静,最终竟然硬是挨了过去。
清光绪元年,华北平原一带突然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干旱,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间,原本多干旱少雨水的燕赵之地,却一反常态,时常阴雨连绵,永定河屡屡决口。光绪二年,旱灾开始大范围波及,因当年是丁丑年,次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大灾被称作“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的灾况,的确罕见这场大灾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北至辽河内外,南达江淮,向西包括了甘肃地区,几乎整个北方都笼罩在了阴霾之下,这样的超大范围的旱灾,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
在大灾前不久,同治年间,清朝刚刚完成了对于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平定,洋务运动开展的也比较顺利,甚至这段岁月被清朝自诩为“同治中兴”,结果这场大灾,给了清朝一记重击。
1877年,丁戊奇荒的灾况达到了顶峰状态,尤其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山西与河南两地,几乎就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按照清朝当时的记录,仅仅是山东、山西与直隶三地受到大灾的州县就达到955个,其中直隶331个,几乎就没有不受灾的州县。
更要命的是,丁戊奇荒所影响的地区,几乎全都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以受灾的人口,占到了当时清朝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由于这场大灾,还有旱灾时引发的鼠疫,最终造成的罹难人口超过1000万之巨。
同治年间,山西总人口大约1600万,但大灾之后,仅剩600万左右,约500万因大灾罹难,另则受灾出走,被迫背井离乡。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上疏之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自上而下的救灾力度比较有效以往的朝代,若是因大灾引起大乱,通常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清朝在这方面,倒是做足了工夫,为了平息这场威胁到了清朝根基的大灾,清朝也算是不遗余力。
大灾开始,清朝就派出曾国荃与李鸿章等人,奔赴各地火速赈济。一方面,依旧按照惯例模式进行救灾,另一方面,开始组织起募捐与其他形式的救济,比如鬻爵。
虽然很多人一听到卖官鬻爵这四个字就劈头盖脸,但事实上,当时救灾而被售出的爵位通常都是一些虚衔,并没有什么实缺,而清朝当时国库里早就没什么银两能用于赈济,用这些空头支票,从有钱人那里获得银两,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洋务运动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在当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比较富有的新兴实业群体,当时的实业家,得知丁戊奇荒的爆发,本着“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原则,大规模自发加入了赈灾行列之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赈”。
除了官赈与义赈之外,各地也纷纷举行了自救,各地的传统富商,纷纷拿出了巨额款项用于赈济灾民,甚至打开自家的粮仓私库放粮。
在最基础的乡村一级的地区,各种自救组织纷纷建立了起来,为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状况,大多数地区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巡查制度,确保赈济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最终,这场大灾随着1879年的大范围降雨,终于过去,而这场大灾,为何没引起大乱呢?
第一,赈灾比较及时得力清朝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可谓是把前代可能危及命运的因素给挨个清除了一遍,只不过没想到突然杀出了西方列强。而在赈济方面,很显然清朝的应对相对来说也比较及时比较得当。
大灾刚刚开始,清朝就着手于赈济,不论其目的如何,终究最后确实有效果。历代的大灾,最终引起大乱的,通常都是因为灾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而当时的朝廷又无法有效赈济,实在是迫于无奈才揭竿而起,但凡有些希望,都不至于如此。
第二,灾情太重无力折腾丁戊奇荒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于这场大饥荒,大多数地方要想维持生计,只能依靠从外地运输来的粮食,本地早就没有了能够“反”的基本条件,总不至于光拿着锄头就反了,而尚未受灾的区域,当然也不会支持灾区大乱。
灾民的目的只是想要活下去,反,并非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再者,晚清时期,在普遍使用火器之类,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就算反也坚持不了,根本毫无希望。
丁戊奇荒的确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这场灾难更多的依旧属于天灾,人祸固然在其中,却并非主因,整体上,清朝对于丁戊奇荒的处置还算稳妥,曾国荃、李鸿章等人手段凌厉,也有效镇住了灾情,同时维持住了大灾之下的人口流动,遏住了可能的纷乱。
时代的因素与以往也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清朝当时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是绝大多数的资源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受此大灾的灾民,并没有能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