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汉武帝时代的百姓,生活与幸福根本毫无关系。
汉武帝凭借着父辈祖辈几代几十年的隐忍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全面反击,缔造了其自身的丰功伟绩,为汉宣帝时期的“孝宣之治”奠定了基础。然而,汉武帝的做法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宣帝时代的汉朝百姓才是真正幸福的,武帝时的百姓,苦不堪言。
通常,要判断古代的百姓生活是否幸福,指标比较简单:
班固在《汉书》记载:武帝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记载:武帝军征三十余年,地广万历,天下之众亦减半矣。
农耕时代,人口是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当时,充足的人口是发展经济与其他一切的保证,有了人口才能开发更多的资源,才能创造充足的财富,所以历代都极其重视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也是农耕时代国力强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现代有些人固执己见,认为史籍记载中所说的“户口减半”并非人口,因为当时有人口流动,很多人无法登记在册,所以产生了户口减半的现象,然而即便如此,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武帝时期的人口相较于景帝晚年,仍旧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也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一个雄才伟略的君王,被后世非凡称颂的帝王,在他的治理之下,在一个极其重视人口繁衍的时代,长达五十年没有人口正常增长,反而不断锐减,这是很可怕的。说武帝时期的百姓生活到底幸不幸福,用膝盖想也知道一二。
天灾频仍,百姓流离失所武帝在位时期,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各种大规模自然灾害就多达43次。
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正史记载之中的汉武帝时期,共有59个郡与郡国超过470个县发生过易子而食的惨像,也正因如此,武帝时代大量百姓四处逃难,居无定所。
苛捐重税,如星如沙虽然天灾不断,但是为了支撑连年的对外征战,以及封禅、巡游、修建大规模的宫殿等工程,文景之治留下的巨额财富早就被挥霍一空,如此情况之下,只能从民间想办法聚拢财富。
武帝时期,当时的成年人的人头税从文帝景帝时期的40钱暴增到了120钱,未成年人的人头税标准从20钱提高到23钱,而且征收的年龄还一而再再而三提前,以至于诸多贫苦之家,一旦有孩子降生,就将其扼于襁褓。
在桑弘羊等人的主持之下,武帝将盐铁等进行专营,对于商人、权贵等进行财富收集,表面上看着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但 实际上,这种对于工商业的猛烈打击,最终只会将成本分摊到更多的普通民众头上,反而贵族富人们,并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也因为大量的农民破产被迫流难各地,使得武帝晚期天下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
集聚皇权,不惜方法汉朝初期尊奉黄老之术,当时的民间百姓生活虽然困顿,但是相对自由,官府对于百姓生活的干涉也比较少,甚至汉武帝的母亲都是二婚。但汉武帝登基之后,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开始成形,文化上的禁锢由此不断走向强化。
为了进一步稳固皇权,武帝时期的刑律日益严苛,如果单纯是法律更加严格并没有错误,可问题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酷吏,巫蛊、削藩之类的大案接二连三的发生,被牵连的无辜者甚多。
兵戈不止,征伐不断从汉朝初期开始,匈奴就不断南下侵扰,对于汉朝始终是个巨大的隐患,然而受制于实力相差悬殊,武帝之前的汉朝皇帝,都采取隐忍和亲态度,吕后受到匈奴单于的公然折辱,也只能云淡风轻一笑了之。
而到了武帝时期,几代先人的积累已为汉朝奠下了深厚的实力,太皇太后窦氏离世之后,武帝再无掣肘,开始了对于匈奴的猛烈进攻,除了匈奴之外,也顺便灭掉了东北的卫氏。
武帝在位的54年里,有33年在发动大规模对外征战,除了前线的大量伤亡之外,后勤补给上到底还有多少损失实在难以想象。武帝晚年最后一次汉匈之战,七万汉军全军覆没。
由于征战的需要,大量青壮年乃至青少年都折损在了沙场之上,而战争带来的物资消耗等也耗掉了惊人数量的财富,由于青壮年的数量剧减,劳动力数量自然剧减,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的断崖式减少。
总结:不能说汉武帝不惜代价攻击匈奴是错误的,但汉武帝时代的百姓生活在困苦之中也是不争的事实,农耕时代百姓生活幸福的标准非常纯粹,那就是丰衣足食、子孙延绵,至于功成名就什么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更高一点的追求。
景帝末期,汉朝人口至少在3000万以上,而同时期的匈奴人口也不过150万上下,如此对比之下,汉武帝征伐漠北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
文帝景帝当年也并非没实力没心思对付匈奴,太皇太后窦氏压制武帝也并非真想忍让匈奴,而是他们都在想着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而最尴尬的是,武帝最终也没能将匈奴彻底消灭,却险些弄垮了汉王朝,武帝的确为后来的孝宣之治打下了基础,但是武帝时代的百姓生活,与幸福两个字,根本站不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