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万历帝知道了些什么,因此有意阻拦,密令处置了当事的庞保、刘成,使得全案无从查起,最终梃击案只能不了了之。
从周天子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开始,历代君王的正妻所生长子,也就是嫡长子,是名正言顺合乎礼法的继承人,而在正妻无所出的时候,通常以长子为储,虽然经常也会有例外发生,但整体上这个礼制传承了数千年。
明神宗万历时代,王皇后膝下没有子嗣,因此朝臣主张册立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然而万历帝偏爱的却是三皇子朱常洵。
朱常洛虽然是长子,却只是宫人所生,生母地位寒微,也并不受神宗的宠爱,而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乃是神宗心头最爱,朱常洵因此也深受疼爱。虽然古代“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朱常洛与朱常洵均非嫡出,而郑贵妃的地位要比朱常洛的生母高贵得多,若神宗要册立朱常洵,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然而,朝野之中,纷纷要求神宗册立长子朱常洛,包括皇太后与皇后,而想要朱常洵登基的也只有神宗朱翊钧与郑贵妃。
无奈之下,神宗只能拖延,并且不断明里暗里处置支持朱常洛的臣子,但毫无效果,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20岁之时,终于被神宗册立为太子。
这场明朝的国本之争,最终演变成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势力之争,而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无法继续忍耐,牵扯出了明朝最著名的宫廷事件之一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看门的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抓住了张差。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乃是蓟州人,说话颠三倒四,经常提到“吃斋讨封”之类的言语,刑部提牢王之采觉得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并不像个疯癫之人,因此用饭菜引诱: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点头,又说:不敢说。王之采令众人回避,独自审讯。
原来张差靠砍柴打猎为生,在一个月之前于蓟州赌坊输了钱,遇到一位太监,那太监说能带他赚钱,张差随即跟着太监入京,见到另一位老太监,那老太监提供酒肉饭菜。几日后,张差被带进皇宫,老太监交给其木棍,又给其喝酒,带他到慈庆宫附近,让其进宫后见人就打,尤其是见到黄袍者,老太监说那是恶人,一定要打死。
通过张差的供词,王之采查出,当时的两个太监,就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与刘成。
此事一出,在前朝引起轩然大波,朝臣纷纷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等上奏疏谴责郑国泰 等外戚“专擅”,郑贵妃在后宫惶惶不可终日,向神宗哭诉,神宗要求其前去向太子表明心迹,最终,神宗与太子均不愿深究,将张差凌迟。
《先拔志始》记载:张差临终: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
之后,刑部、都察院与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对庞保、刘成进行审问,然而因为张差已死,人证消失,庞保与刘成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此事与他二人有关系。但正在此时,神宗突然密令,将庞保与刘成处死,梃击案无从查起,不了了之。
梃击案之中,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
梃击案到底是不是郑贵妃是指使,还是太子的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借此构陷郑贵妃,并无人知道,甚至,这也可能是太子的支持者东林的一场密谋。
而东林的目的很简单:
从梃击案的最终发展来看,第一个目的完成的非常完美,郑贵妃深受打击,朱常洵要成为太子不再可能,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然而第二个目的并没有完成,而主要原因就是梃击案受到了外力干扰,在水落石出之前戛然而止,而让梃击案不了了之的,正是明神宗朱翊钧,很显然,他不想让这件事继续下去。
万历帝要阻止梃击案继续下去,理由也很简单:
第一,万一真是郑贵妃指使,就是救下郑贵妃郑贵妃深受宠爱,而且的确屡屡进言,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成为储君,在争储失败之后仍旧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朱翊钧一直都看在眼里。
尽管郑贵妃一再称梃击案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没谁知道,何况,涉及此事的庞保与刘成两人,乃是翊坤宫的太监,是郑贵妃的人,无论如何,郑贵妃与此事都难以逃脱干系。
若是此事一直追查下去,查出真相,郑贵妃确实与此事无关自然是好,但倘若无法查明,或者最后查到的结果就是郑贵妃所指使,那这并不是朱翊钧愿意见到的。
第二,若是东林之谋,那就及时止损朱翊钧虽然长期懈怠朝政,但也是国本之争之后,在前期仍算是个勤勉的皇帝,对于前朝的各种纷争,其心中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国本之争中,太子朱常洛的支持者占据了朝堂之中的绝对多数,这是朱翊钧所无法视而不见的。
即便梃击案乃是太子自导自演,或者是太子背后的东林众人所谋划,朱翊钧也很难彻查到底,若是东林之人的密谋,那么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止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很可能有更大目标,就是清理朝廷异己,强化东林之势,朱翊钧对此事一旦处置不慎,可能就会像汉朝“巫蛊之祸”或者明朝“胡惟庸案”那般,株连极广,动摇江山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