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到很远地方赴任都有什么凭据？如果有人伪造委任状和冒充官员怎么办？

在《西游记》的开篇有个非常著名的情节，就是唐僧的父亲陈光蕊高中状元之后，迎娶了宰相千金满堂娇，之后在魏征推荐下前去江州做刺史，大小登科一块来，实在人生巅峰。

然而陈光蕊在半路上却遇到了水贼，被水贼刘洪所害，那刘洪夺了他的任状官印，占了他的妻子满堂娇，竟然冒名顶替，以陈光蕊的身份去江州上任了，而且很多年都没人发现。

无独有偶，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末年有个横行乡里的人叫做郭七郎，他心血来潮想买个刺史来做，当时横州的刺史郭翰刚好病故，于是郭七郎塞够了银子给朝廷里的人，将郭翰的资料一改，郭七郎随即代替郭翰上任了。

只不过后来，郭七郎拿着“告身”去赴任的时候，不慎将告身落入水中，他的刺史梦也就变成了泡影一场，落得个尴尬收尾。

虽然这两件事情都出自于小说，与现实有不小的差距，但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确出现过冒名顶替上任的事。

那么，古代官员远赴他乡上任的时候，到底需要什么凭证，取而代之真的那么容易么？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告身，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授官凭证，通常文官的告身由吏部颁发，武将则由兵部授予，而且需要经过层层审核，想要更改告身是极其困难的事情，郭七郎之事不过小说而已，所以存在着很多不合常理之处，但告身，的确是古代的一种授官重要凭证。

古代真实的历史上，官员上任之时的身份核对极其严格，除了告身之外，还有其他凭证，比如作为委任状的“敕牒”、“鱼符”、“牙牌”、“印信”等等。

所有能够证明官员身份的文件物品，都记载着上任者的详细履历、相貌描写，想要随便更改是几乎不可能的，就算是像郭七郎那般，也只能顶替他人之名，可郭七郎也是因为郭翰刚好病故离世，若是凭空顶替，就难比登天了。

虽然古代对于赴任者的身份验证相当严格，但是按照历代的记载来看，冒名顶替的事情还是有发生的，并非能够全然杜绝。

元顺帝时曾发生过一场“范孟案”：

河南小吏范孟，因俸禄被衙门长期拖欠，求告无门之下，至元五年冬至，范孟伪造朝廷使者的佩带，找人冒充特使，假传圣旨传唤河南众员，当夜被骗来的河南行省平章事、左丞、郎中、万户等，行省的几乎所有大员，竟被范孟一扫而光。

此后，范孟的神操作更加令人瞠目，他还是假传圣旨，做了河南都元帅，然后以此名义收缴各地衙门的印信，开始横行无忌，而范孟如此拙劣的动作计划，竟然大获成功，若非后来有个叫做冯二舍的人发觉不对劲，联合镇抚司缉拿了范孟，朝廷还不知道这件事。

为何那么严苛的身份审核，都没挡住范孟的胡闹呢？其实也算范孟运气好。

元顺帝时代，元朝已腐入肌里，“江淮行省至重，省臣竟无一人通文墨者”，当时大多数的官吏都出身贵族，或者是善阿谀而上位，即便是行省丞这种大员，都不识字，以至于那时有句童谣叫做“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

上上下下连字都不认识，再严格的身份验证也没辙，范孟能够如此折腾却没人发现，也算是特定时期的碰巧。

除了元代的范孟案，晚清还有桩更加乌龙的天津“假衙门案”。

晚清时期，列强纷至沓来，而面对横行无忌的洋人，清朝畏畏缩缩望而却步，根本不敢轻易招惹得罪，戊戌年间，一个叫詹炳生的商人，在天津靠近租界的地方盘了一块地，然后竟公开建了一处“巡捕房”，一群人换上官服，做得有模有样。

租界各国列强以为是清廷新设的衙门，然而清朝却以为是洋人做的，但清廷也不敢管，这下好了，詹炳生等人不断随便抓人，然后就故意找茬讹钱，而当地的清朝衙门还真以为他们是洋人的部下，不仅不管，还乐呵呵去“孝敬”讨好，直到四年之后，才被人发现。

天津的假衙门案，其实也是特定时代的特别产物，那时的清朝软弱无力任人鱼肉，却有人借此机会发财，将羞耻二字当垫门砖。

第一，古代实行的是流官制度

古代官吏派任地方，到了一定的期限以后需要到上一级或者直接入京述职，所有的档案都记录在册需要验证，而且无论去哪儿述职，都可能遇到很多以往的旧相识、同窗、同僚，极其容易会被识破，想要侥幸几乎不可能。

第二，赴任者背后还有个家族

赴任者飞黄腾达之后，其家族亲眷都可能会随时登门拜访，或者想要攀附一下，这种情况之下也根本不可能冒名顶替，一旦被发现就悔之晚矣。

第三，冒险的代价太高无法承受

在古代顶替上任，乃是重罪，必斩无疑，而且更多情况下是夷灭三族或者五族，株连了几乎整个家族，就算有人有了这样的心思，家族中人害怕被连累，必然也会先去揭发，如此惊人的犯罪成本，必然让人打消不该有的念头。

第四，验明正身非常繁琐复杂

除了极少数特别情形外，古代官员去外地赴任之前，有司都会提前派发公函告知地方，其中也有相应的秘押文字等等，类似于暗号，等赴任者到达之后，除了出示一系列的证明文件与信物之外，还有类似于“对暗号”之类的校验，想要顶替无异于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