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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上映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国产好电影，建议有空这家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取材于2015的真实案件“陆勇案”。主要讲述的是陆勇替慢粒白血病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物“格列宁”而被判刑的事件。

看完这个电影，估计很多人都有疑问：医药公司把抗癌药定价这么高，是不是为了赚钱而丧尽天良？毕竟电影中正版进口的格列宁一瓶4万元，相反的印度仿制药一瓶才500元，简直是暴利中的暴利。

这是因为每一种新药想要成功研制出来并上市，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研发成功后还得多次临床试验成功，方可上市！如果研发成功还好，一旦失败之前所有投入的大量资金和时间都将打水漂，而现实中新药研发的失败率可以说在90%以上。

据说研制出格列卫（电影中的格列宁的真实药名）的瑞士诺华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

资金和时间投入这么高，而且风险这么大，那为什么还有医药公司愿意去研发新药？这主要是因为新药上市后有专利保护，在专利保护下公司可以垄断市场。但是这个专利保护是有时间期限的。一旦专利保护过期，大量的仿制药就会出现，药价就被大幅度拉低。所以，在新药上市垄断市场的这些年里，医药公司必然会将药品定高价，以收回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并获得高额盈利，用以支持开发下一种新药。

这就是新药上市后价格高昂的原因，也只有暴利才能刺激医药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去研发新药。这些不断被研发出来的新药，才是病人的希望。

电影中男主角跑到印度去走私仿制药，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印度这么快就出现了仿制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呢？

按照国际《专利法》，所有药品必须在正版药的专利到期之后，才能生产仿制药。世界上主要的国家，美国、欧洲，包括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但是印度政府不理这一套，在这些抗癌新药上市后，印度政府立即授权本土制药企业生产仿制药。这一政策导致印度的仿制药水平非常高，“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一上市，印度马上生产出了仿制药，又快又便宜。

中国是否也应该学习印度政府，授权企业快速生产仿制药，让老百姓能尽快用上便宜的抗癌新药。从短期来看，这样做确实能帮助癌症病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害了更多的癌症病人。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癌症病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救命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癌症，均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导致很多癌症病人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去世。所以当前抗癌最紧迫的任务是研发出更多有效的抗癌药，真正能救病人的是抗癌新药，而不是仿制药。

新药的昂贵价格确实会损害当前患病之人，但等到专利期过，可以生产仿制药后，其实可以惠及到更多以后的患者。而如果政府打破专利保护，一开始就让仿制药泛滥，那么医药公司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因为无利可图，最终人类抗癌的医疗技术将停步不前，这才是癌症病人最大的危难。

所以中国政府的选择是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研发抗癌新药，提高药物研发创新能力，这才是有利于抗癌的明智之举。

当然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保护专利，必然会损害到当前患者的利益，所以要保护当前群体的利益，政府就要采取多重措施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比如：

1、降低进口抗癌药的成本

通过“零关税”，缩短上市审批时间等措施，降低进口抗癌药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促使降价。

2、推动药价谈判、医保准入

政府要积极与医药公司进行药价谈判，推动进口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大幅降低药价。按照目前这个费用，即使纳入医保，政府也负担的起。根据2017年9月22日国际慢粒日，相关机构发布得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每年约新增慢粒患者5000人。按患病率计算，中国现有的慢粒患者约有3万至4万名，以中老年人为主。

而在慢粒患者创办的基金会调查显示，慢粒患者平均每年治疗费用为98327元，近10万元。按照4万名患者计算，一年也才40亿元人民币。而新药的专利权大部分就20年左右。

很庆幸的是在电影结尾我们看到了，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有19个省市将格列卫纳入了医保范围了。

3、推动国内抗癌新药研发

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抗癌新药的研发，提高进口抗癌药面临的竞争，从而促使其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