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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抛开国家、抛开民族、抛开地域，来说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的关系也许更客观一点。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问题的原意：这个问题问的是“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关系大小”的问题，不是“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属于正相关的关系，即国民的文化程度总体越高，国民素质越高。但是，如果我们溯本清源，细细琢磨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并不大（尽管表面看上去关系很大）。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大部分都是博士生，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就会高吗？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就会低吗？不尽然。翻阅和回顾历史，在文化教育没有普及的那些时代、朝代，整体的国民素质有高的时候，也有低的时候。

我们现在无法回到过去，去体验真实的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史书来做对比。我们拿中国的历史上的朝代做个例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贞观之治”时期。当时有人建议皇上用酷刑治理国民的不良习惯，而当朝的皇上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尽管这里说的是当时的盗贼，但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国民素质的养成需要的是国家管理者“去掉奢侈、官吏清廉、政策开明、轻赋税”。宋朝的时候，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时期，整体的国民文化程度不会比当今社会高。

国民素质的高低实质上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与开明程度正相关，而且国民素质的高低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的道德水准与开明程度。

我们把国民素质缩小到一个家庭来说也许更有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的素质”与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太大的关系，父母的道德与开明程度才是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素质”的决定性因素。父母亲有德并以身作则，家庭成员们才会效仿。

我们再往大一点说，一个公司的“员工素质”一定与公司的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的道德与开明程度相关，而与公司员工的文化程度无关。克扣员工、对员工恶语相向、违背国家劳动法规的公司管理者（决策者）怎么会有“素质高”员工呢？中国有一个建筑公司，员工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他们既不是博士，也没有硕士文凭，更没上过大学，大多数都是小学、初中毕业）。这个公司的老板，尊重员工，信任员工，公司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员工交社保、交公积金、发加班费，每年安排所有员工去国外度假、旅游，而这个公司的员工也学会了相互尊重，努力工作，没有偷盗事件，没有打架事件。这和这个公司的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有极大的关系。（抱歉，忘记这个公司的名字了，其主要业务是别墅建筑、木屋建筑）。

我们可以把那些国民素质高的国家与其国家管理者的道德与开明程度做个对比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国民素质高，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谱。再研究一下这些国家的管理者的道德水准与开明程度，自然会对我的观点有所认同。

我曾经发过一个视频：两只父母大雁带领着他们的孩儿们过马路，司机们担心他们的安危，自动把车停下，让大雁一家过马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素质。那些开车的人不一定都是博士生、硕士生，但他们一定有一群清明的“国家管理者”。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行下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清明的国家管理者，有道德的国家管理者，才会造就良好的“国民素质”。

建议：验证国民素质最好的机会就是看看“演唱会”“运动会”后体育馆的景象。

个人观点，不免偏颇，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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