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宋仁宗真的很“仁”,仁得都难以想象,史上称“仁”的皇帝,无出其右。
庙号,起源于商朝,不过从周朝到秦朝的近千年岁月里,并没有庙号,直到汉朝之后才逐渐重新恢复,庙号的选字,虽然并不严格参照谥法,但也有褒贬之意,不同的庙号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比如太祖高祖建立基业,太宗发扬光大,世宗为守成令主,也指代世系传承偏移,中宗是中兴之主,宪宗宣宗有大功也有大过。
仁宗,意思也很明显,仁厚孝顺的皇帝。
历史上有仁宗这一庙号的皇帝并不多,比如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赵祯,而在所有使用“仁宗”这个庙号的皇帝里,赵祯恐怕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一位。赵祯的仁厚宽容,堪称历代帝王之最。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仁”字的含义非常厚重,在古代被认为是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所在,普通人能够称“仁”的很少见,更何况是皇帝。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其在位多年,大批有作为的人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施展才能,比如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而后来主持变法的王安石,还有吕公著、司马光等也都是在仁宗时期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所评定的“唐宋八大家”之中,宋朝人占六席,而且这六人都活跃于仁宗朝,或者在仁宗朝正式开始发迹,四大发明之中,除了造纸术,其他三样都出现与发扬在这一时期,宋代最伟大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也成长于仁宗时期。
君明才能臣贤,仁宗时期,北宋的经济、文化等繁荣程度达到极盛,这与仁宗的宽厚是分不开的,倘若仁宗是清乾隆帝之流,那是绝无可能有此盛况的。
举三个例子:
一,恩赏苏辙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在试卷中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议论,皇上在宫中终日只知道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并不关心民生疾苦,也不和大臣们商议治国安邦。
当然,这些跟仁宗的日常行为完全不符,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还恶意诽君,拒绝给予苏辙功名,但仁宗听闻后,认为苏辙直言忠贞,特予以功名。
二,包拯唾面包拯是仁宗时期的名臣,素来刚直,屡屡直言犯谏,有时候说的急切了些,会喷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子,仁宗无奈,却从不生气,只是自己擦擦脸,继续听包拯吼。
当时张贵妃受宠,希望仁宗赐其伯父一个职缺,最好是节度使,可仁宗左右为难,便将此事一提,却被包拯极力劝阻,言辞激烈,最终仁宗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三,大事化小仁宗时,四川成都府有一老秀才,考试屡屡不中,便献诗一首给了当时的成都太守,诗的内容是“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见此明目张胆的反诗,吓出一身汗,害怕牵扯到自己,便将其绑起来押送汴梁。
按历代的规矩,老秀才的行为诛九族也是有的,但仁宗却一笑了之道:老秀才不过要官耳。不仅没治其罪,反而赏了他一个司户参军的职缺。
仁宗时代,北宋人才之鼎盛,历史上几乎再无第二个时期能够相提并论。
正是因为宋仁宗的仁,才使得当时的人才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尤其是像包拯这样刚正的臣子,其实在历朝历代,能够出现包拯这般的臣子,通常也都需要一个好皇帝,一个能够容人的皇帝才可以,倘若包拯生在了别的皇帝在位时期,未必能青史留名。
苏轼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不仅仅是对待臣子,即便是对待宫廷之内的宫人仆从们,哪怕是寻常生灵,仁宗也无时不刻展现着他的仁厚。
一个皇帝,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身边的人,这在历代之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古代虽然也有宽以待下的帝王,可做到仁宗这种程度的,却没有第二人。
嘉佑三年,辽朝派遣使者抵达汴梁,求娶仁宗的画像,朝臣们担心对方使用厌胜之术,而赵祯认为:朕待人诚恳,他们必然不会这么做。便让人将自己的画像赠给了辽朝。
而耶律洪基得到宋仁宗画像后,惊肃叩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仁宗驾崩后,耶律洪基拉着宋朝使者的手痛哭不已,并为其建立衣冠冢,之后历代的辽朝君主,均在宫廷祭祀仁宗皇帝。
能让原本的敌人,有如此反应,仁宗的“仁”,到底到了什么地步,显而易见。
按照《宋史》记载:帝(赵祯)崩,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消息传到洛阳,当地百姓也自发停止市集交易,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散,遮蔽了整个洛阳城的上空,以至于天日无光。
要知道在古代,皇帝驾崩虽然会举行国丧,百姓们禁止娱乐之类,但是并没有什么让百姓集体烧纸哀悼之类的规定,仁宗驾崩之时,各地的百姓为仁宗持丧哀悼的行为,都是自发的,而能够让百姓们如此,宋仁宗在百姓们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