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作者： 昆明财税服务平台
9月9日，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身背7条人命的劳荣枝因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逃亡20年之久的劳荣枝终于等来了正义的宣判。不过，劳荣枝当庭表示将上诉，估计还会迎来二审判决。
在庭审现场，不少人发现一个颠覆常识的现象，在影视剧中，受审人员都是穿着囚服，至少也应该穿着看守所或监狱统一发放的黄色或橘色的制式马甲，但劳荣枝在庭审时却身穿一件白色短袖T恤，没有戴脚镣和手铐，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跟影视剧中的画面不一样呢？
首先，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审查阶段、起诉阶段，无论证据确凿与否，一律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是我国刑法上不做有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另外，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只被称为“被告人”，只有被宣判后才是“罪犯”。
《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庭审需要一个过程，在未宣判之前，任何人不会被确定为有罪，自然也就不需要穿着所谓的“囚服”，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囚服”带有歧视性、羞辱性的色彩，让尚处在“嫌疑”阶段的劳荣枝穿囚服出庭受审是不合适的。
另外，如果出庭受审时穿着囚服，那么会给旁听者甚至审判人员预设受审人员“有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心理误导作用，是不合适的。
《扫黑风暴》中高明远等人着便装受审的画面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看守所中的人大部分都是尚未经过庭审的，他们为什么统一穿着制式马甲呢？
其实这与方便管理有关，看守所内除了囚犯外还有狱警，还有其他的后勤人员，给嫌疑人穿上颜色鲜明的制式服装是为了方便辨认和管理，并不带有任何的歧视或侮辱的色彩。而劳荣枝从看守所走到庭审上，自然不再受看管所那一套规章制度的限制，穿上自己的便装受审也就讲得通了。
其实早在2015年，最高法就庭审时的穿着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最高法在2015年2月26日下发过《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有这么一条：
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自该“意见”下发后，庭审时不穿着各类“识别服”受审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但是在一些地区的庭审中，甚至在同一场庭审中，经常出现受审人员穿着不统一的情况，比如有的人穿着便装、有的人穿着看守所的制式马甲，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地方上的基层法院设施和布局较为陈旧，办公区和庭审区没有完全区别开来，甚至很多法院没有专门的受审人员通道，旁听人员、律师、受审人员都通过一个通道进入庭审现场，如果旁听人员过多，很容易出现混乱的情况，假设此时受审人员动了歪脑筋混入旁听人员中，那么法警很难在人群中识别出受审人员，给管理和看管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不少基层法院，法警一般都要求受审人员穿着颜色鲜亮的制式马甲进入庭审现场，这也就出现了受审人员穿“识别服”受审的现象。
不过，在最高法明令“禁止”的要求下，庭审前，法警一般会将受审人员的制式马甲、脚镣、手铐等脱下或打开，之后才正式进入庭审环节。如果法警忘了这么做，刑辩律师可以提醒法官，起到监督的作用。
被告脱囚服，准备受审
其实早于最高法《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2015年），四川高院在2012年就有过类似的规定：
2012年7月，四川高院下发《关于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被告人人权保护的通知》，“通知”中有一项规定：
法庭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告知被告人可以脱去看守所号衣受审
但是显然四川高院的这一规定并不像最高法那样带有“强制色彩”，四川高院用到的词语是“可以”，并未予以强制，而2015年最高法用到的词汇则是“强制”，况且四川高院下发的这个规定仅限于四川省内，而最高法下发的该规定则适应于全国。
综上而言，劳荣枝虽然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宣判之前，她只能算作“嫌疑犯”，并非“罪犯”，按照最高法的要求，是可以不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的，这也符合“不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是司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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