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藏教文化更是神秘,而在藏地文化之中最神秘的就是关于活佛转世与转世灵童的传说了,所谓金瓶掣签,又叫做“金瓶鉴别”,是藏教之中确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一种制度。
藏地在上古时代,出现了原始的苯教等文化,之后佛教传入之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简称藏教。与中原人对于人世生死的认识不同,藏教文化的说法是,人是永生不灭的,而生命则以轮回方式永恒存在,有一条永无止境的生命线贯穿了人的生生世世。
藏教中分成两大活佛系统,即达赖与班禅,达赖被视作“欣然僧佛”,也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被认为是“月巴墨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活佛转世与转世灵童,是藏地文化里的特别现象,也是藏教独特的传承方式,活佛圆寂后自然就会转世,而转世后自然就会成为所谓转世灵童。
在藏地,一般大活佛圆寂转世之后,人们就会去寻找传说中的转世灵童,对灵童从小就进行培养,在其长大之后,让其继承活佛之位执掌教务,也就是继任活佛。
以往,寻访确定转世灵童的方式多种多样,毕竟金瓶掣签制度是在清朝乾隆时代才确定的全新制度,而在此之前很久,藏教就已经有了转世灵童的文化,一般来说,有些大活佛临终会留下遗嘱,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就是按遗嘱被寻访到的。
除了大活佛遗嘱,还有格鲁派的护法神降神谕示、高僧占卜等灵童确认方法,甚至在山南地区还有对着神湖拉莫拉错祷告,传说湖水中就进行提示,这些都是传统灵童确认法。
在灵童出生的大致方位与基本情况得到确认之后,就要开始新兴寻访与确定,而这套程序不仅严格而且复杂,传说中灵童转世,都会出现各种异象提示。
七世达赖出身理塘,据说他出生后三个月就开始对人做摩顶受戒仪式,学会了说话,而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佛的化身”,问他去哪里,他就说去寺院,问他寺院在哪,他就用小手指向拉萨的方向。
藏人认为,活佛是菩萨化身,行为言行自然非同凡人,很多才能与特征在婴儿时期就有所展现了,因此成为认定灵童的重要参考依据。
藏教认为活佛的转世灵童不仅是前世活佛的精神延续,同时还继承了其前世的灵性,因此其出生后,能够记忆前世的一切,还能辨认前世曾用过的物品,因此以往在寻访灵童的时候,往往也会带上活佛的遗物等,让灵童进行辨认。
寻访第六世班禅灵童的时候,当时共有四个灵童候选,扎什伦布寺派出了六世班禅的近身侍从苏本堪布前去探访,带着六世班禅的生前物品,最终日喀则白朗县吉雄西卡的灵童准确无误挑中所有六世班禅遗物,被确定为转世灵童。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转世灵童寻访和确认的方法,都存在着太多巧合与人为干预的因素,极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公之现象。
活佛转世的制度成为了藏教传承主流之后,其本身蕴含的各方面巨大利益也就显示了出来,并且成为各大家族各大教派觊觎的对象。
七世达赖圆寂之后,乾隆帝派遣三世章嘉活佛入藏寻访灵童,但最终与六世班禅有亲戚关系的坚白嘉措还是被确定为转世灵童,而外蒙哲布尊丹巴又转世在了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三世章嘉活佛的弟弟与侄子,分别被确定为却藏活佛与拉科活佛。
乾隆皇帝非常清楚,蒙藏各地的贵族与藏教教派,通过各种运作将灵童确定在自家家族,以至于各系活佛出自一门,与世俗豪强集合,这对清朝江山稳固产生了极大隐患。
清朝乾隆时期,正式确定金瓶掣签制,当时制造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雍和宫,供内蒙章嘉活佛、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青海蒙古各部大活佛转世灵童确认使用,另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供藏地的达赖、班禅与其他大活佛转世灵童确认使用。
清朝规定,凡是在理藩院注册的藏教大活佛,需要将寻访到的灵童名字,用满文、藏文与汉字写在牙签牌上放入瓶中,最终当众抽签决定,朝廷会派人监督整个过程。
金瓶掣签制度建立的时机非常巧妙,正是在廓尔喀之战以后,乾隆帝趁此机会强化了对于藏地的约束与掌握,金瓶掣签制度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之一。
乾隆帝对于达赖、班禅在藏地的影响力非常清楚,二人不仅关乎藏地安稳,更牵扯着蒙古,所以乾隆帝认为掌教大喇嘛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这是个巨大问题,乾隆帝推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廷强化掌握能力的前提下,对藏教传统的承认。
说得简单点,金瓶掣签制度,就是先确定好几个备选的转世灵童人选,将名字放进金瓶之中进行公开抽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定灵童,之后再由中央进行正式册封。
虽然金瓶掣签制度还是有些问题,但是相对于以往,更加公正,将藏教灵童转世的传统进行规范化,并且掌握主导权,此后各系大活佛传承,再未出现过率出一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