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津话和安徽话如此相似？

世上本没有天津话，外来的移民多了，就有了天津话。

根本就没有“安徽话”这种说法，安徽别说皖北人听不懂皖南方言，就算是皖南，徽州地区相邻两个镇的人说话，经常都听得云里雾里一脸茫然。

要说天津话与安徽的方言相似，仅局限于皖北的宿州一带，与安徽其他地区的方言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而造成天津话与宿州话极其类似的原因，要追溯到明朝时期，从大量皖北居民被迁移至天津之地定居开始说起。

汉语方言，主要分成十三个语种，即官话、吴语、湘语、徽语、赣语、晋语、粤语、客家语、闽北语、闽南语、闽中语、闽东语、莆仙语。

整体来说，北方大多数地方方言都属于官话，虽然属于官话不同支，但大致意思没什么明显差别，晋语区是北方唯一的方言区。

然而南方截然相反，由于南方水网密布山区众多，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千奇百怪的方言，汉语几乎复杂难懂的方言几乎全都位于南方地区。

说真的，南方很多地区，不同地市甚至不同村镇出身的人，要不用普通话交流，要不就是大眼瞪小眼互相听不懂。

天津话在北方是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天津话与旁边的河北话、北京话等都有显著区别，天津话倒是与上千公里之外的皖北宿州一带的方言极其相似。

这是方言之中的“飞地现象”，就算一个地区的方言与周围方言存在明显不同，反而与相隔很远的地方语言酷似，一般这种现象，都是移民造成的。

天津话与皖北宿州话酷似，也的确与移民有关，在历史上，安徽与天津之间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这造成了如今的天津话酷似宿州话现象。

地处海河入口处的天津，从唐朝开始就因为漕运而崛起，逐渐成为北方的水陆交通要冲。

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发动靖难之变，朱棣登基后为纪念功勋，于永乐二年正式在此建城，定名“天津”，意为天子渡口。

天津也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载的城市。

朱元璋出身凤阳府，所以早期明朝的将领与士兵大多也都是从两淮地区招募的，朱棣受封燕王以后带走了大量淮西子弟。

朱棣夺位之后不久就将都城北迁，随着朱棣北迁的大量旧臣、淮西出身的士兵与他们的大量家眷，也都一起北上，其中很多都被安置在天津驻防，构成了天津早期居民。

因为明朝的建立者出身安徽，所以有这样一层渊源，当时大量的皖北出身者被带到了北方地区定居，他们带去了家乡的文化，构成了最初天津的强势方言。

明朝时期，天津主要作为京师东部的门户存在，人口不是太多，而当地淮西出身者大多地位比较显赫，方言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样的延续，一直到了晚清时期，而清朝末期的大移民也与军有关。

作为晚清重臣之一的李鸿章同样是安徽人，出身庐州府合肥县，他一手创立的淮军大本营就在天津地区，那时的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常驻天津办公。

数万来自两淮的淮军将士，还有更多他们的亲眷都居住在天津城。

晚清时期，也有很多河北等地移民，在闯关东的过程中留在了天津，不过他们的整体人数不是很多而且比较弱势，因此河北方言没能完全影响天津话。

倒是在清朝没了之后，原本的淮军后代们，纷纷脱去了戎装，也就在天津定居了下来，如此一来天津城内来自于安徽的口音比例再次不断上升。

无论是明初时期的移民，还是清朝晚期的移民，都带有浓厚的军镇色彩，两次大规模移民都以皖北人为主，他们构成了天津城当时最强势的早期居民。

除此之外，清朝时期两淮地区的盐商非常强势富有，而当时皖北与苏北之地，常年因为淮水泛滥而被迫远走他乡。

顺着大运河，大量皖北与苏北的劳工被盐商带到了北方，位于大运河北端的天津成为了很多人最终的落脚定居之地。

皖北与苏北大多都属于江淮官话的方言区范围，大致上没有太多的区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众多劳工在当地逐渐也融入了当地的方言环境。

天津历史上前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还是因为朝廷的干预，而后来的自发性移民，则是因为受到当时的环境影响。

正因为这段过去，皖北尤其是宿州等地的方言，成为了天津话的母方言。

由于历史上大批来自江淮皖北之地的移民，构成了天津早期的强势居民，他们的方言最终奠定了天津话的基础，后来的其他移民数量上不占优势，因而被同化。

在地缘上，天津方言成为了北方的一个“方言岛”，显得非常独特，与周围的河北等地方言迥然不同，倒是跟千里之外的宿州相似。

当然，现实中的天津话与宿州话乃至于皖北、苏北一带的方言口音都极其相似，却多多少少有些不同，仔细听还是能够分辨的。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天津方言的母语言，位于安徽皖北地区的固镇、蒙城与宿州包围起来的这个三角区域之内。

大致上，也就是江苏徐州的南部、安徽淮南的北部，涡阳县之东、五河县与泗县灵璧县以西的这一片区域之内。

当年，还是因为长期研究天津方言岛现象的学者李世瑜先生，在一次观看凤阳杂技团表演的时候偶然发现演员们的口音酷似天津话，之后前往凤阳考察，最终才发现这些渊源。

虽然历史上其他地区的移民口音，并没能占据天津的主流，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了天津方言的一些日常用语，这造成了天津话与皖北方言的差别。

天津人将鲤鱼称作“拐子”，皖北称作“鲤鱼拐子”，天津人油条叫做“果子”，皖北称作“油果子”，大多数用语都是一样的，但稍有区别。

至于“安徽话”，并没有这种说法，就好像外地人说的“安徽板面”，在安徽根本就没有，因为安徽只有“太和板面”。

安徽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明朝之前，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安徽地区，南北向来都不属于同一区划，甚至分属不同王朝管辖。

历史上，安徽长期都是南北王权对峙的前沿，皖南与皖北之间的文化差异极其明显，而这样的差异即便在皖南皖北成为一家子之后也并没有消失。

在安徽，皖北尚且还好，各地之间的方言差异不是很大，但巢湖以南就开始变得复杂，尤其是在长江以南，特别是在古徽州地区。

皖南多属于吴语和徽语重叠之地，方言本身就晦涩难懂，加上当地山区众多，很多地方都十里不同音，别说皖北人，就算是皖南沿江地区也未必听得懂徽州人说话。

天津话，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与皖北宿州一带的方言酷似，属于江淮官话的“信蚌片”，而与安徽其他地区的方言，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