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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山村沉浸在燥热的余光里，夕阳射在落叶上，斑斑驳驳。

一位低胸穿着的中年女子躺沙发里，叉开双脚放到桌子上，豪放而无拘无束。

“喂！买烟。”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冲她嚷嚷。

中年女子醒来，嘴角涎着口水，看了一眼，也不问他要什么烟，丢给他一包阿诗玛。

男子也不付钱，丢下一句：“今晚一并结账。”拿烟走人。

看来他们是熟人，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她叫张妹惠，村里的留守妇女。

二十多年前，她老公外出打工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带着两个娃和公婆独自生活，家里的家务活，地里的农活，全是她一个人干。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红润的脸庞已经干裂，还是等不回丈夫。刚开始的时候丈夫还经常寄点钱回来，这七八年来就杳无音信了，不知死活。

烈日炎炎，我在乡村的小路上走着。此行的目的是到农村去采访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妇女。

要找到农村留守妇女并不难，难的是她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那是一群内心受伤的人群，她们不愿意敞开心扉。

碰见路人，我就问他们：知道哪里有留守妇女吗？

他们看着我，眼里掠过一丝淫荡的目光。

我知道，他们给我贴上了标签：嫖客。

但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想研究留守妇女这群特殊群体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们这里留守女人太多了，你找谁？”他们反问我。

我说：“找健谈的。”

“健谈的就数我们这里的张妹惠了。”他们说：“张妹惠是村里昔日的大美女，留守二十多年了，她的故事最多，人也开放，她在杨西村。”

我顺着他们指引的方向，沿着山路走去。

在杨西村头，一位大妈牵着牛，我问她张妹惠家在哪里。

她上下打量着我：“张妹惠家在村东头，那个小代销店就是。莫非你也是去找她？”

几名在树下乘凉的大妈听说我要找张妹惠，朝我肆无忌惮地笑了，仿佛我是个寻花问柳的。

我对大妈们说，我是一位正经的教授，是做社会调查的。

她们哈哈大笑，说正经不正经谁知道？找她的就没一个正经的人。

一位大妈听了我的来意后，说：“你来找张妹惠就对了，我亲眼看着张妹惠嫁到这里来，这孩子不错，就是嫁的男人不好。以前她老公在的时候，经常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后来她男人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末了还补充一句：“阿惠现在变了，已经有点烂了。”

这句话像钢针般将我深深刺痛。在我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听到了太多的关于留守妇女堕落的故事。

在我对留守妇女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在我心里一直是敬佩她们的，她们把美好的青年时光留给山村，用苍凉的一生守护着孩子和老人，守护着残缺的家。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欲？谁也无法抵住生活的寂寞。

在村东头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里，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仰面叉开双脚躺在竹椅子上，蒲扇跌落在地上，她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心打扰她，蹲在远处等她自然醒来。

这时，一个男子来买烟，不付钱就走了。

我急忙上前搭讪，问她是不是张妹惠。

她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说阿惠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想跟你聊聊天。

一丝亮色在张妹惠的眼神中稍纵即逝，平静而憨厚地笑着说：“好啊好啊！”说罢她弯下腰，给我搬了条旧长凳给我坐下，转身从杂货店里拿了一罐雪碧给我。

我掏出手机想扫码付钱给她。

她把雪碧硬塞在我手里，说不用了，一罐雪碧而已。

我说刚才那男子拿烟没给钱。

她说，熟人，今晚他会给的。

我打量着张妹惠，她穿着一件劣质的低领衬衫，身材臃肿却难掩丰腴，岁月已经在她脸上刻下一道道刀痕，但标准的身材依然诉说着当年的风韵。

看到这，心中忍不住一阵酸楚，许多话全梗在嗓子眼，只问：“阿惠，这些年还好吗？”

阿惠凄然一笑：“很好，很好。”

太阳余辉铺满山峦，金碧辉煌。

我和张妹惠聊了很久，她突然说，晚了，要不要在我这里吃饭？我们一面吃一面聊。

我说好啊！

她炒了一碟花生，还有几块三夹肉，和我坐在嘈杂的杂货店里，一面吃一面聊。

她问我喝什么酒。

我说，来点啤的吧！今天累，喝点。

她说她喝烈的，只有烈酒才能陪她度过漫长的夜晚。

阿惠开朗，朴实，话极多，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她两片略显轻薄的嘴唇不停地上下碰撞，噼里啪啦冒出话来，乐观中带着无奈，又有一些伤感。

我想用笔记记录，但写字的速度根本跟不上，只能静静地听着。

如烟往事像泛滥的洪水泄滩而下……

三十多年前，当年她也是村里一支花，嫁到了这里。“那时我老公很爱我，我也很爱我老公，我们像着了魔一样整天厮守在一起。

婚后五年，还没有怀孕，村里人开始怀疑我是石女。为此我寻医问药，吃了整整三四年的药。”

阿惠抖索着手上的烟，长吁了一口气。

她说，外面闲言碎语也就算了，最难受的是丈夫开始冷落她，嫌弃她。

她说，自己当时怎么说也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嫁给老公已经是下嫁了，现在嫌弃她不生子，感觉很委屈。

她去医院检查，没问题。

她劝老公也去检查，老公觉得丢脸，和她吵起来，从吵架到打架，两人互殴，险些把她的眼睛打瞎，那才叫惨烈。

在袅袅升腾的香烟雾中，我的脑子里再现了当年的场景，而眼前阿惠的脸庞变得模糊而遥远。

她说：“我这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晚上，那是我第一次和老公打架，我以为他不会打我，可是他狠命地打我，用脚踢我。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老公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他也没问题！这就很难说了。”

阿惠说，她当时慌了，在农村，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就被别人当成石女，人家是看不起你的。

她说，丈夫的冷落像藤蔓般将她绞痛。

后来，他们一起去医院检查，才找出原因：阿惠的卵巢位置太深了，她老公够不着，很难受孕，医生建议他们做人工授精。

她丈夫是封建脑筋，一听说人工授精，让别人碰他的老婆，就坚决不干了，宁死不从。

然而，无后在农村始终是对一个家庭毁灭性的打击。

不知道为什么，后半年，阿惠就受孕了。她很高兴，把消息告诉了老公。

而她老公却闷闷不乐，他怀疑阿惠对他的忠诚，因为阿惠天生性格开朗，和村里的青年合得来，不会是红杏出墙吧？

十月怀胎，她生下第一个女儿。长到两岁多的时候，不像老公。

两年后，她又怀上了，生了一个儿子，长到两三岁的时候，也长得不像老公。

这时，老公脾气开始暴躁起来，经常打她。

“可是我知道，这两个孩子都是我老公的！”她说。

看着眼前这个一身赘肉的可怜的中年女人，我相信她。

说起老公离开的那晚，阿惠说此生难忘。她语无伦次地说，那天晚上，丈夫对她施暴后，第二天早上毅然决然，背起行囊走了。

从此以后，她独自撑起这个家。

讲到这里，阿惠哭了。她喃喃自语：“我没有对不起他，我没有对不起他……”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白酒，像祥林嫂一样。

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没有信任，就这么葬送了。

我在瞬间察觉自己很残忍。面对一位家庭残缺不全的留守妇女，却一次次揭开她心底的伤疤，让她在记忆的废墟中努力地搜寻幸福的残骸。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我沉默着。而阿惠仍翻来覆去地说：“我是守妇道的，真的，我是守妇道的。你信不信？那时我是守妇道的。”

夜色渐浓，村头聊天乘凉的人逐渐散去，只剩我和张妹惠坐在空寂的代销店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电视音乐，好像是《布列色浓》，飘飘渺渺，虚虚无无，令人心碎……

阿惠面无表情地坐着，还在噼里啪啦地诉说着过去。我不知道，当年丈夫离开时，她的心情是否像冰海沉船般无助而绝望？

阿惠整晚几乎不动筷子，只喝酒。

我难过地说：阿惠，多吃点菜。

她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能再多吃了，现在别人都叫我胖子，其实我年轻时挺瘦的，人也长得挺不错的，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我嫁给了这个无情的人……

但是，她还是有良心的，独自在这荒凉的山村里，养育了两个孩子，伺候公婆，送走了公婆。

两个小孩，是阿惠生命的脐带，她常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独饮，独自沉醉。

阿惠不无伤感地说：“如果结婚后一两年就有孩子，我就不会是现在的下场了，我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窗外，萤火虫摇曳不定，阿惠垂着头，地默默抽烟。

我问阿惠，是否有过改嫁的念头？

她的眼中隐现出一层雌性的光芒，但很快目光就黯淡下去了，悲哀地笑着，摇摇头，说现在很好，岁月能够抚平一切。

我知道，岁月已经扼死了阿惠最后的激情。

夜，气氛沉重得让人窒息。

这时，门推开了，白天来拿烟的那个男人来了，见我在场，眼里掠过一丝不快和嫉妒的眼光，钱也不给，就走人了。

阿惠抬眼看了他一眼。

夜已深，我决意回镇里的旅社。

阿惠挽留我住在她那里。

我说孤男寡女的，怕人家说闲话。

她说她不怕，人家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她一个留守妇女是非也不少，已经习惯了。

我执意要走。

她送我到村头。

清冷的山村，阿惠帮我找了一辆三轮车，送我回镇里。

山村的迷离灯光像磷火般扑向远方，我的眼泪无声地渗出。

岁月如歌。张妹惠的岁月，是悲歌。

多少年来，她始终是村民们调笑的对象。

她只不过是农村留守妇女中的一员，但却很少人想过，她们的感受如何？她们的命运如何？面对晚景凄凉的夜晚，我们该如何帮助她们走出沼泽地？

但愿她是最后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在对农村留妇女进行调查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各有各的忧愁，各有各的困难。但是，生活的压力没有压垮她们。对他们来说，烦恼是多方面的：

一是她们是女性，体力上的弱势，使她们在农活上产生很大的烦恼。

二是作为留守女性，他们的经济压力非常大，老人、小孩都需要她们照顾。

三是生理上的需求。在我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很多的农村留守妇女都有出轨的经历。

如果一定要在这几种烦恼中选出最大的烦恼，农村妇女虽羞于启齿，但是毫无疑问，生理上的需求是她们最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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