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开凿于隋大业元年,当时隋炀帝杨广已经迁都洛阳,长安已经不再是隋王朝的都城,原本的东京洛阳成为隋帝国新的核心所在,大运河自然就以洛阳为中心。隋唐大运河与后世的京杭大运河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同的,不过两者的首尾北京与杭州却是一样的。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南达余杭,通过黄河水道跟广通渠与长安相连。
实际上,隋炀帝迁都洛阳也是因为大运河实在是修不到长安。从周朝开始,关中尤其长安区域不断发展壮大,人口膨胀,然而尴尬的是关中的粮食供应一直都非常困难,必须从外地调拨,可即便是有黄河水道与广通渠在,也很难充分保证长安需求。相对来说,长安东部地处河洛平原的洛阳,更加肥沃而交通条件也更加便捷,适合成为运河中心。
当年隋夺北周之后,继续定都在长安,然而经历上千年岁月,当时的长安旧城早就破落不堪而且非常局促,很难再担任隋帝国的都城之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隋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方营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定名为“大兴”。由于大兴与长安旧城基本上都连成一片,所以很多人都将大兴与长安混为一谈,甚至认为隋朝的都城就在长安。
关中沃野千里,是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然而经历漫长时光的过度开发,加上历代不断发生的战乱破坏等,到了隋朝时期,关中平原虽说还有些家底,但其地产出早就已经无法供应关中大量人口的需求。关中大多数的粮食都需要从外地调拨。古代陆运艰难,粮食依靠水运居多,为了供应关中的粮食,隋朝开辟了广通渠连接黄河水道。
东部诸州与江淮、江南之地的粮食经过水运运往洛阳,再向西通过黄河航道、广通渠运入关中。然而黄河水位变幻无常,经常阻塞水浅沙深,关中的粮食供应依旧非常不便。另一方面,河运便捷的洛阳粮食供应充足。所以隋唐时期经常有皇帝前往洛阳,名为“巡幸东都”,实际上通常是想去洛阳度过灾年,从这方面来说,洛阳比长安更具地理优势。
隋炀帝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杨广是个非常有雄心的君主,早在做皇子之时就看中了洛阳,所以登基之初就抽调大量民力在洛阳兴建东京。隋大业元年,隋炀帝登基第二年就正式迁都洛阳,原本的大兴城成为了隋帝国的留都。当时的隋洛阳城“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大业二年隋炀帝在紫微城乾阳殿接受万国来贺,开创我国史上首次真正的万国来朝。
也就是在迁都洛阳的同一年,杨广下令开凿了著名的大运河。实际上隋朝大运河很大一部分都是前代已经开凿过了的固有河道,当时又进行了疏浚与扩大,并且将众多的人工河道通过新的运河河道连接在一起,最终变成了“隋朝大运河”。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古代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大量的内河漕运水道都是以洛阳与其旁边的区域作为中心的,这也是惯例。
长安洛阳本为一体,周朝开始建都关中者必然在洛阳也有所经营,洛阳的地理优势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长安一带所处位置过于偏僻的缺憾,更方便管理山东诸地、江淮、江南等地。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向北可经略太行以东、燕山南麓,向南可以延伸到长江淮河流域。大运河不仅保障了北方粮食供应,更加促进了南北经济上的交流融合,理论上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