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诸多封疆大吏之中,位高权重莫过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职位之上,李鸿章与袁世凯和洋人列强斗智,在清朝内里兴办水师和洋务,极其深刻改变了清王朝的走向。
李鸿章与袁世凯,两人不仅是北洋大臣,而且还都是直隶总督,在当时,要做北洋大臣就必须先做直隶总督,说白了,直隶总督才是正职,北洋大臣更像个兼职与加衔。
说北洋大臣之前,要先了解一下直隶总督。清雍正二年,直隶总督正式成定制,管辖直隶一地的军务,与其他地方的总督不同,由于直隶总督管辖的乃是京畿重镇,因此格外受到看重,并且还可以调动山西、山东与河南这三个不设总督之地的驻军,不过除此之外,直隶总督并没有格外特别于其他总督的权利。
不过,直隶总督在晚清加有“北洋大臣”之职后,其掌握的权柄就大大超过了其他督抚,因为北洋大臣除了掌握直隶地方军务之外,还直接参与到清廷的外交、防卫与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全国性事务的决策之中。
北洋大臣之职的设立,来自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英法联军撤出京师暂驻天津,以监视清廷履行刚签订的诸多条约,不过清朝并没有能够直接与列强交涉的外事部门,如果要办理外务,一般都是临时派人,然后加钦差之衔。
随着列强在华染指不断深化,原本的这种临时代办的制度越发显得不够用,不能很好应对,当时为加强与英法的沟通协调,恭亲王奕訢派恒祺、崇厚送额尔金等洋人回到天津,并“常驻津郡,以便就近从中调处”。
恒祺与崇厚等人,类似于联络人员的身份,就是北洋大臣早期的雏形。
1861年,恭亲王奕訢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也明确提出在南北口岸设立专门管事的大臣的提议:在长江与东南沿海的各口岸,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北方则专设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北方三口的通商事务。
原本,在《南京条约》之中,清廷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由当时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相关的通商和部分外事,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又陆续开放了一批口岸,比如北方的营口、天津与登州,清廷认为这些地方距离京畿太近干系重大,“若无大员驻津商办,万恐诸多窒碍”。
因此,清廷拟定在天津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而其他口岸都位于南方,则划归原本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前者,就是北洋大臣的前身,后者,则后来变成了南洋大臣。
不久之后,咸丰帝批准奕訢所请,任命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会同各地将军抚府尹办理,不过这个时候的三口通商大臣还只是类似临时办事处兴致的差使职务,没有纳入编制。
并且,这一时期也没有让直隶总督兼任三口通商大臣。
然而,崇厚担任三口通商大臣期间,于1870年处置天津教案失败,直接导致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晚节不保黯然离去,而尚在陕西前线指挥的李鸿章,被清廷召回,出任直隶总督,崇厚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前去向法国道歉。
崇厚离开后,三口通商大臣由总理衙门的成林、毛昶熙署理。
由于天津教案的发生,清廷之中很多人认为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因为没有相互节制的关系,地方官吏一向都不认真配合通商大臣办事,这也是天津教案之中,崇厚无法掌握局势的原因所在。
因此,毛昶熙等奏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效仿当时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任的例子,让直隶总督兼任,并颁布钦差大臣的关防。
恭亲王奕訢等同意毛昶熙等奏请,正式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之职,仿南洋通商大臣的例子,让直隶总督经理洋务与海防,并规定直隶总督轮流驻扎天津与保定,每年开冻后前往天津,封冻后回到保定,遇到特殊的事情可以例外。
李鸿章,就是当年首位以直隶总督身份兼任北洋大臣的人,也是在这一职位上在任最长的人,从1870年到1895年,除了中间因为丁忧而让张树声代理了1年多之外,李鸿章做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从他开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惯例。
北洋大臣,也称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其权柄包括:
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即盖印,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
也就是说,北洋大臣除了三口的通商事务外,还涉及洋务、海防、招商和各路电线安设,其中洋务与海防的责任范围在直隶与北中国沿海,而招商与电线事务则包揽全国范围。
此外,清廷的总理衙门建立之后,南洋大臣的外交权利也转移到了北洋大臣那里,北洋大臣驻于天津,而天津乃京师门户,当时的外国公使来华必须先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再由其传报总理衙门,擅自入京不予接见,北洋大臣设立之后,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外交上的权柄,诸多琐碎小事之类,往往都是北洋大臣先出现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才由总理衙门出面。
而北洋大臣之所以能够成为地位相当高的一个职位,与李鸿章也有分不开的联系,作为清朝的裱糊匠,李鸿章是当时清朝极少数能够与外国人在同一个频道上进行交流的人,而外国人自然也乐于与李鸿章打交道,北洋大臣的外务职能不断强化。
李鸿章在晚清时期,其权利可以说是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慈禧谁也不怵。李鸿章在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做了二十多年,既因此权势大增,同样李鸿章也使得北洋大臣成为了一个实际权力足以媲美各地封疆大吏的高级职位。